首页 - 经济 > 一枚硬币掷出的中国情缘

一枚硬币掷出的中国情缘

发布于:2013-08-12 13:29:00 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网

今天,欧洲网分享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网的“一枚硬币掷出的中国情缘”,希望大家喜欢。

赵娇

施改革(StefanGeiger),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(ChinaforumBayern)执行会长,先后在海德堡大学、科隆大学学习汉语、企业经济学和法律,并于1994年通过DAAD申请前往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1年汉语。2003年,施改革正式接手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,迄今为止,共组织了150多场向中德企业宣讲中国经济法知识的讲座和论坛,为有意为在中国投资的中小型企业搭建桥梁,给他们提供中国投资法律、政策等方面的咨询。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的会员由一开始的19个发展到了现如今的130位。

下面就是本报的独家专访报道。

笔者:你在海德堡、科隆和南京都学习过中文,现在的工作也是和中国相关。为什么选择学习中文?

施改革:对,1992年开始我在海德堡学习了1年的中文。中学毕业以后,我的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跟我说,她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中文和日文。我在中学里就非常喜欢学习外语。当时我住在黑森林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里,我觉得学习中文将会非常有意思。那个时候,其实我对中文一点都不了解,我就知道中国菜很好吃。

笔者:那个时候你们村子里有中餐馆?

施改革:对,在离我住的小村子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中国餐厅。我当时非常喜欢吃那里的中国菜。对日文我也不太了解,不过那个时候我有练习空手道。我必须要决定上大学学什么,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,他们让我掷硬币决定学习什么,最后的结果就是中文。所以我以后就决定要开始学习中文。

笔者:那是1992年。那个时候学习中文有中国语伴吗?

施改革:没有中国语伴,但是我们的老师是中国人。那段学习中文的时光是非常苦的,每天我们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,有时候下午也要上课。公共假期,比如圣诞节,我都在学习中文。每天大概要学习100多个生词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上有24个学生,最后只有8个坚持了下来。

笔者: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因为喜欢中文吗?

施改革: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说我喜欢中文,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中国。我当时只是想,我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情,我就要把它做下去

笔者:那后来为什么又转学去科隆大学?

施改革:当时海德堡大学规定学习汉语的学生同时必须学习拉丁语,而我在中学选择的是法语,并没有拉丁语基础。93年那个时候,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。所以我的爸爸非常反对我学习中文,怕我将来会失业。而科隆大学的汉学系经济学是必修课,所以我就来科隆读了汉学的Diplom,学习了企业经济学,中国的经济法,民法等。

笔者:你94年又去南京学习了1年汉语?

施改革:对,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的这1年对我的汉语提高帮助非常大。我觉得要学习好中文,必须去中国学习一段时间。在中国从“享受特殊照顾”到“被人忽视”

笔者:你对十年前的南京是什么印象?

施改革:我到了南京以后,觉得很多东西都很新鲜。我当时像个小孩子,在路边傻傻的看着。我之前去过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,但是和亚洲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看着街上一辆奔驰车旁边停着一辆马车,心想贫富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当时我记得我在海德堡学习的时候,中文教科书上写,“上海百货大楼是中国最发达的商场,什么都有”,但是我特地从南京去上海看了,里面东西很少。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发展是没法比的。

笔者:那时候对南京人是什么印象?

施改革:他们真的是特别热情。我记得我们从南京坐硬座去上海,当时夏天天气非常热,我们的行李也很多。火车上值班的负责人走过来说:“你们是外国人,我可以给你们换成硬卧”。但是我们说,我们已经买票了。那个负责人说:““无所谓,不用你们给钱了”。

笔者:你们喜欢这份“特殊照顾”吗?

施改革:我们一方面觉得他们很客气,但是其实很不方便。因为当时天很热,很多行李要搬去硬卧的地方。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友好。

笔者:那个时候你走在大街上,是不是很多人会关注你?

施改革: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在街上看到我都要和我照片,说我是老外。但是现在不可能了。我记得上一次我去上海,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,我听背后有人说,“照相,照相!”,我就回头凑到说话的那个小伙子旁边,等他和我合影。结果那个小伙子很礼貌地和我说:“请你让开,我要给我女朋友照相!

笔者:你当时什么感觉?觉得失落吗?

施改革:失落倒是没有。我反而觉得很舒服,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人,而不是10年前的那个“享受特殊照顾的老外”。这个变化让我也感觉到了中国的发展。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好。

笔者:2000年你从科隆大学毕业之后,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。第一份工作是什么?

施改革:刚开始我在哥廷根的NewEconomy的公司工作,网上向中国销售德国的一些笔和厨房用具。同时,也从中国广东博览会上买回来一些中国的货品在德国卖。但是后来这些NewEconomy的公司很多都倒闭了。

笔者:现在中德之间产品交易额越来越大,为什么十年前的市场没有这么景气呢?

施改革:那个时候做中国外贸的德国公司都觉察到了这一块的商机,1995年到2000年开始流行网上营销和外贸代购。但是规模都很小,没有真正打开市场。

笔者:那后来如何想到要去中德经济文化协会工作的呢?

施改革:NewEconomy的那个公司倒闭之后,我去了汉诺威的中国中心工作了三年。它是下萨克森州政府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建立的公益性协会。当时我负责给协会的会员做一些中国历史、地理、文化方面的培训。这样有关中德交流的协会都在北面,比如汉堡的OAV(OstasiatischerVerein),但是德国南方没有这样的平台,所以在汉诺威中国中心的工作合同结束以后,我选择到了慕尼黑,接手ChinaforumBayern。

笔者:你是2003年开始接手ChinaforumBayern,当时是什么一种情况?

施改革:刚开始我是光杆司令,也是唯一的员工。当时的会员也只有19位。但是在汉诺威的协会工作的经验让我很“淡定”,主要是我学会了如何在欧盟申请项目的方法和渠道。我们通过开展“中国经理人”项目,举办各种有关中国商贸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的论坛和讲座,建设自己的主页,目前会员已经发展到了130位。会员包括了德中两国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及科研机构和单位。

笔者:这些活动让很多德国人认识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。

施改革:对。其实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一般都是德国的知识分子,他们很多人没有去过中国,只听信西方媒体的报道。而德国的经济学家却不一样。我们的很多会员反映说,德国媒体上有时候对中国的报道是片面的,这是我们为什么设立了“ChinaforumBreakfastClub”的原因。我们会选择一些德国人偏见比较多的热点话题,然后让大家进行讨论。比如,我们下一期将要在7月15日举行,题目为:“德国人高傲,还是中国人狡猾?”

笔者:这样的问题好像不太好回答。

施改革: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比较挑衅的话题,这样大家才会真正的讨论,互相交流观点。如果大家都是中规中矩地持保留意见,那就太没劲了。

笔者:你对中国怎么看?

施改革:我很爱中国。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感情,我不会一路坚持下来。我觉得我与中国的关系就如同和“太太”的关系一样,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想杀死这个“太太”。

笔者:谢谢您的分享。

施改革:谢谢你。
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有侵权行为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

相关文章